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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骥才:话说王蒙
来源:http://www.sahafioun.com 作者: * 发表时间 : 2017-11-25 08:21 * 浏览 :

  王蒙写了《夜的眼》等几篇文学传统的小说,不知是祸是福,一下子掉进议论的旋涡。因为,几十年来,中国文坛不曾在艺术方面展开过如此广泛和激烈的辩论。

  在报刊上,一些评论家热烈地赞助王蒙,文章写得由浅入深,想尽办法把王蒙这些作品解释明白;他们像一群认真得有些发迂的外科医生,细心解剖王蒙,恨不得把这头身上每一根末梢神经和毛细血管,都加上明明白白的注脚;另一些评论家则对王蒙提出、劝诫、。这并非是冷淡,而是恼火,原来也动了感情!

  议论的另一个中心在读者中间。作家更关心这个中心。这里也更加激烈。评论家往往要给作家留点面子,下笔时有委婉之处;读者的话却都是直接感受,不讲究措辞。他每天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沓沓信,来自天南地北,褒贬皆有。有的是通篇真诚的赞美词,有的则写满被激怒的言语--

  “看《风筝飘带》,文字懂,意思不懂。看《海的梦》,文字和意思全不懂。结论:王蒙的作品,等于对大脑的惩罚!”

  “读你的作品时,常常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你写出我无法形容的内心感受。”

  “我们去订阅时,先要问一问这是否王蒙的作品。如果你的作品,我们就不订!”

  王蒙笑了,笑中的含义是多样的,无人猜得。他并没有给这旋涡搅昏,反而地接连写出《杂色》《如歌的行板》《温暖》《相见时难》,等等。这么一来,旋涡愈转愈急,他处处听到喝彩,也处处挨骂。

  一家向王蒙要一篇关于他本人作品的文章,他就把一封他作品的读者来信拿出来,推荐在报上发表。他把这位好心读者的严厉公开了。他自己也来推动这旋涡的转速。为此,人们便纷纷议论他这一举动。有人说他自找挨骂;有人说他非常聪明,因为对于作家来说,也是一种宣传,过重,还能取得善良读者的同情;有人则说他胸怀开阔,一个肚子里真正能跑轮船的人。

  我听到这问话,首先有种快感。我对于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事物,总是十分感兴趣的。

  我对王蒙讲述关于拳王阿里的一段事:阿里每逢比赛,总要事先出钱一些人,作为自己的反对者。在比赛时,给他起哄,骂他,羞辱他。这样,阿里的搏斗才被刺激起来,力量鼓满,肌肉膨胀,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……

  强者欢迎挑战,弱者害怕。强者在挑战中,情绪得到激发,力量接受反作用力的补充。

  一次会议后,我对他说:“你今天的话不够精彩。”因为他讲话一向风趣十足,充满灵感,时出犀利的警句。他说:“今天在座的没有反对者,我兴奋不起来。”

  文学艺术的历史,每每向前迈一步,首先都会碰到挑战。勇士是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,运动冠军是在比赛场上拼搏出来的。如果你要大胜一场,赢得光彩,就要带着全副本领昂然地去迎接最强有力的挑战!

  作家从来不应该为自己的作品辩解。哪怕有人把你的作品变形,也没有必要更正。这一点,作家应当像大自然--它创造山林、平原、江河、泥石流、火山、潮汐、花草、飞雪、微风和斜雨……但它始终沉默不语。一边任由人们享受和利用,一边听凭人们埋怨与责怪。

  那么谁来解释清楚王蒙--这个当代文学的,不肯循规蹈矩,搞们文学胃口的狂人,戏弄读者的文学魔术师?

  谁来说明:他的小说为什么人物不鲜明,看不出主题,结构不清晰,语言东一句西一句,没情节,有头没尾或没头没尾。他的创作思维是否发生了紊乱?那些自称他的读者,又是些什么人?赶时髦?不懂装懂?者?

  他的两只眼都近视,一只四百度,另一只四百二十五度。他配了一副度数精确的眼镜,为了把这缤纷复杂的世界、千变万化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全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  他不肯把注意力固定在某一个范围内。作家理应对周围存在的和存在过的一切都发生兴趣,好奇心超过儿童,视角三百六十度;大脑像一架大型计算器,敏捷地储存下从中感受来的每一个信息;目光所发现的所有人和事。

  中国太大了,人太多了,历史太曲折了;生活如同大海一样莫测深浅与吉凶。忽而水波不兴,一碧万顷;忽而大浪,樯倾楫摧。这个人,不满十四岁就“地下”加入新中国缔造者的行列,少年的布尔什维克。当他眼瞧着广场被胜利的红旗遮盖时,理想仿佛一条宽阔的光带铺在脚下。其实,理想还在心中,现实却在脚下。三十年来他走过一条异常艰辛的,许许多多人都一同走过这条。有的跌倒,有的停下,有的从来不肯止步不前;有的抱怨,有的呻吟,有的默不作声;有的凭惯性,有的靠意志。大多数人一直走到今天,心里边装满酸甜苦辣。有的灰心丧气,有的依旧气宇轩昂。王蒙是后边这一种。在这一种人中,他还是结实的一个。

  有位美国人问他:“五十年代的王蒙和七十年代的王蒙,哪些地方相同,哪些地方不同?”

  他回答:“五十年代我叫王蒙,七十年代我还叫王蒙,这是相同的地方;五十年代我二十多岁,七十年代我四十多岁,这是不同的地方。”

  生涯坎坷的人,如同生在绝顶、日日风吹的树。脆弱的枝条最容易折断,根深蒂固才得以下来。里可以找到生活的蜜汁,困境中可以发现真正生活的通途,失败中可以求得避免失败的经验。

  谁能用痛苦制造出医治痛苦的良药,在锤打中练就一副坚硬的身骨,谁才能说:我获得了生活的真谛。

  作家的责任,还要把这一切告诉给人们。,化凶为吉,去伪存真。生活的幻想者,同时给过分现实的人一点幻想。还要给那些颓唐、沉沦、迷惘的人一副有效的补剂。

  一九年,他被放逐到遥远的新疆,抵达乌鲁木齐的当夜,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:

 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,王蒙还是王蒙。依旧是布尔什维克,但是一个的、经过各种的布尔什维克;依旧是一个赤子,但是一个成熟的赤子;依旧心头热血奔流,但他不会再为生活中美丽而晃眼的所,单纯又傻气地冲动起来;依旧充满社会责任心,但他更懂得这种责任的严峻性和怎样去尽自己的职责。

  经历了数十年风云变幻,岁月的锋刃在他脸颊上刻下两条垂直的皱痕,如今他把皱痕变成半圆形的曲线,现出笑容。

  笑不一定都是轻松的,叹息也不一定是。最明亮的地方,灰尘反而看得一清二楚。最的地方,一小块碎玻璃碴反而会发亮。

  如果快乐、辛酸、甜美、忧虑、愤慨、感叹,沉思与回忆,过去与现在,历史与现实,一时都涌在心中呢?百感交集!这个内心异常丰富的人,时时处在这种百感交集之中!

  他说:“我如果用原先的写法,只能把这些感受和情绪一种一种写出来,但写到三种以上,就会有人以为我是在‘意识流’了!”

  他还说:“在表现生活上,我要‘全方位’。”但哪有一种这样现成的手法?单单“意识流”也不够用呢!

  艺术为内容去寻找形式。当内容发生变化,旧形式就成了,陈规和锁链。咬不破茧套的蚕儿,最终会僵死在套里,活的生命干缩成一块可怜巴巴的无机物。这使我想起裹脚的老奶奶,她那硬给传统习惯捆束的模样的一双小脚。

  社会变迁,艺术受生活内容的而面临变革。以来,音乐的节奏明显地受生活的节奏影响;技术的精益求精,轰毁了绘画中写实主义的宝座;光、电子、探索的迅速发展,在人们的思维、意识和审美中产生深刻又微妙的作用。彩色音乐、太空美术和有形的文字--电影出现之后,人们对于文学艺术概念的理解不同往昔了。科学的昌明,还使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,大脑愈精致,个性更突出,包括艺术在内的表达方式也就更加多样。

  中世纪的田园牧歌虽美,只是旧生活迷人的遗迹,供怀古者发一发幽情而已。现代建筑师不会再去建造和长城,他们要在地球上留下能够标志特征的事物。

  艺术史从来不记载摹仿者的姓名。它干脆就是一连串拓荒者的姓名连缀一起的。在创新的道上,失败和成功的比例,大约是一万比一。摹仿的事情容易又稳妥,革新之举又冒险。成功了,就被为某某开山鼻祖;失败了,便被斥为异想天开的狂夫。清朝三百年,中国画坛是泥古不化的“四王”的天下,绘画则有退无进,几乎滞绝。为此,我于此道,向来渊博的守旧者,宁肯雄心勃勃的狂夫们的!在最难获得成功的地方,应该是最允许尝试和失败的。

  它是受科学、哲学、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的影响,最后表现在审美内容和方式上的一个飞跃。这个飞跃,要靠一些具有非凡艺术胆识的人去创造。

  奇怪的是,艺术家们创造出最符合时代特征的美,往往并不马上被人们所承认。在绘画中,扬州八怪和印象主义都在它诞生时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为艺术怪胎,一时和怒骂淹没了少许的赞赏,但过了一段时间,这种反感的情绪便渐渐平静下来。人们从适应到承认,从承认到,终于看出其中最贴切的时代感,这才惊讶地发现艺术家超乎寻常的才气。而“时代感”在当时就是“现代感”。

  现代感中包含审美内容。真正划时代的艺术家,都是站在时代最前头,凭着艺术慧眼,敏察生活中蕴藏的现代感的。他的成就之一,就是把这种人人都隐约觉得的现代感捕捉到,具象之后,摆在人们面前。

  每个时代有两个脉搏。一个生活的脉搏,一个美的脉搏。作家就是要同时准确地摸到这两个脉搏。一个化为内容,一个化为形式;但这个时代巨人的脉搏究竟在哪里?没人告诉,只有自己去寻找和摸索。

  初开端的现代文学,大多具有尝试性。作家为了表现各自的艺术主张和内容,甩开习惯的羁绊,朝着各自方向努力,也难免各走极端。费解的事物并非不可理解,正如荒诞派作品的本意并不荒诞。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怪诞和迷阵去欺弄读者,这也难免。但是我想,作家大都是希望读者了解自己的。失掉读者的作家就像孤岛上的鲁滨逊。谁要去做鲁滨逊?王蒙吗?

  王蒙认为自己自从写过《夜的眼》,仿佛如鱼得水,游刃自如,他找到了自己最恰当的座位,最合身的服装和最舒适的鞋子,还有翅膀和鳍,同时也留下一条尾巴给人。这条尾巴就是:不懂。

  他无法使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弄懂自己的作品;他更没有责怪不懂他作品的人,但他也不愿意丢掉刚刚获得的不少知己和一大批倾心相与的读者。

  “对不起,先说意识流,我不认为是一种形式,而是一种方法,或叫手段。其次,意识流手法不是独有的专利权,中国古代诗词就有类似意识流的手法。它以人的意识活动的方式,从作家或作品的人物主观出发,去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受,由此多层次地、立体地、真切地表现生活。东作家都采用过。尽管王蒙所用的意识流主要是受现代文学影响,但在他的作品中,意识流只是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,不是全部,否则就容易把王蒙为现代文学的仿效者,那就低估了王蒙的价值,也不符合王蒙创作的实际。”

  王蒙至今对几位“意识流”大师,如乔伊斯和福克纳等人的作品,并非狂爱,相反很难读下去。

  他不否认,他了“意识流”。《春之歌》《风筝飘带》和《蝴蝶》中就有较多“意识流”。《买买提处长轶事》含有某些超现实主义成分。《相见时难》中的“主食”是现实主义,又是各种手法的大杂烩。

  他对各种文学手法,采取拿来主义。十八般武器,哪个得用就操起哪个,有时几样同时用。生活不为艺术设置内容,艺术却给内容设计形式。他主张一个作家要有几套笔墨。不要为了自己事先定好的调子,去捏着自己的喉咙发声。

  他厌恶窄,狭隘,局限,自己捆缚自己的手脚;他喜欢宽,开阔,宽容,敞开自己的胸怀和情怀。

  中国艺术之所以光华灿烂,正由于中国人曾经创造过无穷无尽、千奇百怪的艺术形式。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力不低于世界任何民族。

  当艺术家设法打破戏剧舞台上的第四堵墙时,中国戏剧早不存在这一恼人的问题了。中国的书法艺术家,比任何抽象艺术都更加抽象,并地注重形式的表现。中国绘画从理论到技巧,都是二十世纪以来画家才开始触及的。

  在历史上,从晋唐时期对东南亚佛教艺术的吸收,到以来苏俄文化的涌入,外来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多次发生影响,但还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取代华夏文化。悠久的历史是民族的资本,民族又是自己艺术的重心。自己的艺术磅礴有力,对于外来文化(包括各种艺术形式)就有很强的消化力。在当今世界上,不善于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和不善于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,同样是愚蠢的。民族特色也在不断地装进时代内容,染上时代色调。

  至今我还没有读过任何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,与王蒙的作品类似。他穿上西装,在爱荷华的大街上蹓跶,人家还要把他当作中国人。他也以自己为中国人而自豪,毫无装一装之意。

  他深知,面对世界,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他提供一个得天独厚、占据优势的高地。但他在这高地上的工作,不是把成堆的珍奇的古董搬来搬去,而是要在这峰顶添加几枚鲜活的哪怕是小小的石子。加高它!

  在地球上,风是流动的,云彩到处飘,太阳和月亮轮流在东西半球值班;如今,通信卫星和无线电波把世界上每一角落、每一小时发生的事情传来传去;艺术不再相互,而成为各民族之间互相沟通、不需要翻译的往来交流的桥梁……

  日本人喜欢雕刻一种三个并排而坐的猴子。一个双手捂着眼睛,一个捂嘴,一个捂耳朵。俗称“不听不说不看”。据说过去日本人很这种与世的哲学,真不知这种哲学怎么使人受益?如果当今世界人都“不听不说不看”,日本的以出口为主的家用电器工业肯定马上。故此,今天的日本人也抛弃这种哲学,那三个猴子便成了没有任何训诫意义、纯粹日本特色的小工艺品了。

  张抗抗:“我喜欢淡蓝。”远天和薄雾中的海,都是这种颜色。她说得饶有诗意。

  杂色?杂色包括一切颜色,是、呈现的外观,为此画家的调色盘不任何一种颜色,钢琴家的键盘不能缺少任何一个音。哪怕最脏的颜色和最弱的音。

  王蒙很少排他性。他总想包罗万象!胃口和食欲都极大,以致他的作品有时给人一种“袋子要被撑破”的感觉。

  世界是他矛盾的混合体,难以统一的纷杂的集合。人也一样,优点、缺点、弱点,混在一起。你真诚、、善良、认真、讲卫生、不浪费、做过许多好事……对!但你从来没有?内疚??说过和假话?当然,在这中间,你还有倾向、追求和侧重面,否则人人都会不清不白,也就没有可言。

  生活的多磨,使他外凸的棱角不多;过早的不公平,使这个机敏聪明的人早熟;八面逼来的社会应酬,又使他锻炼得善于八面应酬。这就难免被人为一个的精鬼儿。实际上,他的大脑经常陷入严峻的沉思,说话时不乏锋芒毕露而入木三分的议论;他和女儿逗笑时,会不知不觉现出他所怀恋的少年时代的纯真;他以对待艺术兼容并包的宽宏态度,对待不同性格的朋友和不同风格的同行们。他在多年来同甘共苦的妻子身边,好比刘备一样温存,但当他找不到东西时,恨不得把满屋的抽屉全都扣在地上;一个勇气填满胸膛的男人,待客备宴,宰鸡时却怎么也下不了手,搞得鸡在手里嘎嘎乱叫。他到底坚强还是软弱?一个事业上练达的,个人生活上的糊涂虫!一边预备好布票和钱,要去为自己买绒裤,一边正要给远在的妹妹寄信,糊里糊涂把布票塞进信封寄走。他在商店选好绒裤后却找不见布票。不多天,妹妹来信说:“我这里布票足够用,请你不要再寄了!”他经常把自己搞得啼笑皆非!

  他生活中经常出笑话,他偏偏也最喜欢说笑话。在最困窘的岁月里,他很少哭丧着脸,如今到了最严肃的场合,他还是忍不住说几句笑话。

  笑话,能减除痛苦,抵消伤感,缓和紧张,松弛,健脾养胃,还能加强生活的信心。

  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富于幽默的民族。为此,戏曲中还有一种专事逗笑的丑角儿。也许近几十年的生活过于庄严和沉重,幽默感在人与人之间陌生起来。文学艺术剧和悲剧,便大大超过喜剧。

  天性幽默的王蒙不了这种天天一脑门子官司。人们都用自己的能耐对付生活,他则拿出擅长的幽默去迎战生活中的消沉与反常。幽默使他放松,也使他振奋;幽默使人不觉得他有“架子”,也使人无法对他摆出“架子”。幽默还使他与周围的人很快建立一个舒适而亲切的关系。

  他说:“幽默感是平等的表现,是对于等级观念的,是对自负、病态的自尊、威严观念的一种矫治。旧中国,父子、君臣、师生之间都不能开玩笑,因为尊卑之别太甚。夫妻在闺房里是可以开玩笑的,出门之后就要作正经。”

  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,他本人个性中的各种因素,都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作品中去。王蒙更无保留,化灵魂为文字。缺陷也和优长一样出来。你可以看到,他内心情绪的表现长于形象刻画,大量又过多的鲜活的感觉搅乱了人物的具体性;没有轮廓而有核心,他似乎把哲学埋得太深,让人找起来有点费劲……当然,缺陷有时正是优长的另一面,同时存在。

  文学不是文物,难作鉴定,谁也做不成文官,全凭读者选择。对于内涵丰杂的作品,读者总是从中各取所需,各取所好。

  有个传说,王蒙在美国住了四个月,就能用英语讲课。去掉某些神奇色彩,他的英语足可以在国外应付一气。只不过在外国人听来,有些“口吃”罢了。但他能说一口流畅的维吾尔族语言。在新疆,有些维族人,不知他是作家,却只知他是个好翻译。他的口译能力,几乎能和两边说话的人同步。他的维语,是十年前在新疆伊犁维文的“老三篇”时得到的意外收获。他的笔译有文为证。他译成汉文的维族作家合木提·买合买提的《奔腾在伊犁河上》已经出版。至于他将来是否翻译英文小说,那就看他的兴趣了。王蒙大概会回答:“可能!”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可能。

  他究竟哪里?王蒙说:“不知道,既可以走得更远,也不妨回去转转,还可以另开别的。”

  当人人说他是“意识流”时,他在杏花村饮酒,即兴赋了四句诗,同行们看了无不大笑:

  原来是四句玩笑话!话里分明含着另一层意思。他是在嘲笑别人,还是嘲笑自己?他常常自嘲,而只有自信心很强的人才敢于自嘲。他似乎又是胸有成竹的。

  的事,有的应该尽快找到答案,有的则以不急于下断语为好。对于作家,我们只有把问号留在心里,把答案留给他本人,把尝试权交给他本人,何况我们的社会已经给作家们展开一个驰骋的创作天地。